6月18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熊朝永和被救助的亚洲象在一起。救助中心的11头亚洲象的饮食起居由27位工作人员轮班负责。本版图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6月14日，“亚洲象北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中采访活动媒体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对两名野生亚洲象监测员进行采访。

　　6月17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媒体进行拍摄。

　　6月18日晚，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文腾社区，村民在院子里围观从山中走出的野生亚洲象群。

　　云南峨山县富良棚乡断电的两小时，这个山坳坳里的村庄陷入一片漆黑。一户人家内，一个稚嫩的声音问，“妈妈，是大象来了吗？”

　　6月24日晚10时左右，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及应急处置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监测到野生象群“短鼻家族”逐渐靠近这个村口，他们拉下电闸，计划让大象从村庄里直接穿过，那是往南最快最好走的路线。

　　通过监测视频，人们发现，带头的象抬起眼睛，看向发出人声的地方，然后调回了头。

　　从2020年3月起，野生象群“短鼻家族”离开它们传统的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开始了一场奇幻之旅，如今，兜兜转转数千公里，旅行了15个月后，象群回到普洱市墨江县，那里也是一个合适的栖息地。

　　这一路，人与象相伴同行。这样罕见的出走也引起世界范围人们对亚洲象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人希望大象尽快回家，有人觉得大象的迁徙再正常不过。一批批专家、追象人进驻一线，但人们清楚，自己对大象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象已归家，但一场人象和谐共处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会在村寨周围种植大象喜欢的食物，依靠大象来减轻豺狼虎豹的干扰。“傣依象，象靠傣”，大象至今被赋予吉祥的寓意。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藩和大象打交道已有21年，他发现，一些傣族村寨里的老人，至今见到亚洲象后仍然欢呼雀跃，蒸糯米饭、砍甘蔗来招待它们。

　　然而，近年来，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急剧增加，已接近300头。它们扩大觅食范围后，会频频闯入农田，吃掉村民的庄稼和水果，这时也会有村民不得不选择放鞭炮驱赶。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郭贤明说，过去，大象只会偶尔从森林走出，到老百姓农地里面去转一圈，并不会造成太多损失。

　　除了种群数量增加外，近年来，保护区的森林郁闭度不断增加，林下亚洲象可食的草本植物逐年减少，大象走出保护区向外扩散渐成常态。

　　野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的“伴人”活动，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食，食性已发生改变，人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

　　郭贤明说，在食物比较匮乏的时间段，保护区面积最大的勐养保护区最多能承载100头亚洲象。

　　“就这一区域而言，目前看，亚洲象的数量应该已超出了环境承载量。”但对于西双版纳，还未有科学的测算数据。

　　“保护区和栖息地都是人为划定的概念。”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刀建红说，“大象怎么会知道界线呢？它们只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1992年，一只独象从西双版纳进入普洱市境内，随后新象群不断迁入，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目前，普洱市境内已监测到181头亚洲象活动，超过全国亚洲象种群数量的一半。

　　为减少来自大象的破坏，一些老百姓主动选择种植大象不喜爱的作物。景讷乡村民李君凤家里从前种的是大象爱吃的玉米，为了避免大象“造访”，李君凤只得改种了柚子。

　　这样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很难说。大渡岗乡副书记陈遥介绍，在这之前，百香果、菠萝蜜这些水果大象原本也是不吃的，可是现在都吃了。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工程师袁盛东建议，应以亚洲象现在的取食偏好为基准，将保护区周边的农田联系起来作为食源地。另外，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对森林的破坏。除了亚洲象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野生动物，也需要庇护场所和相应的食物。

　　人与象都是生物圈的一员

　　北移亚洲象激发了公众对于生态问题的强烈关心，尤其是，亚洲象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究竟怎样？

　　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草局提供的数据，西双版纳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88%上升到了现在9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并不代表亚洲象最适宜生活的天然林面积的增长。

　　有学者提出，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挤占了天然林，是保护与发展中走过的弯路。面对这样的说法，当地也有委屈，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一度作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不能说需要它的时候觉得它重要，不需要的时候就开始责备种多了。而茶叶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和生活物资，历史上，西双版纳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一站。

　　有专家认为，之前西双版纳的土地利用缺少通盘规划，因而使保护区及周边重要的生态廊道受到影响。走过的历史弯路无可挽回，接下来何去何从？

　　在此前云南省举行的发布会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万勇介绍，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国家将以亚洲象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上了日程，将通过整合优化现有栖息地范围，建立统一的保护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

　　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大藩设想20年后国家公园的样子：中国经济迈入新台阶，人民生态文明意识普遍提高，国家投资上百亿元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观光人群走空中走廊;穿过国家公园的公路、铁路都走隧道和桥梁；护栏内的居民人口密度不超过每平方公里20人的阈值。

　　“这将成为以旗舰物种亚洲象为标志的中国热带亚热带野生动物乐园。”

　　探究人象相处的更优可能

　　8月下旬，象群已返回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在这场全民护象，引导大象“回家”的行动中，诸多细节值得关注。万勇透露，截至8月8日，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无人机973架次，布控应急车辆1.5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投放象食近180吨。

　　与在前方每日研判劝返的工作人员不同，来自大象“家乡”的郭贤明却并不着急。他说，不仅西双版纳是它的家，整个云南都是它的家，曾经到处都是它的家。

　　从更大的维度看，几千年来，亚洲象从黄河流域、两广流域退却至中国西南。现在，公众通过这次北移象群所探究人象关系相处的更优可能，不仅仅涉及当地，也与远方的每个人相关。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云南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也是全球34个物种最丰富且受到威胁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两个月后，这里将召开全球瞩目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多位学者预计，亚洲象保护将成为这次会议中的关注焦点，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生活在保护区边界的人之间的关系会成为关注重点。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最新报告《共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报告呼吁，采取措施确定并解决更深层次的冲突根源，同时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并确保受人兽冲突影响的社区充分参与相关进程并发挥积极作用。

　　曹大藩记得，2000年4月，普洱市当地政府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简称IFAW）共同开展了“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当他向村民介绍法律法规、宣传保护亚洲象时，总会被围住质问：“大象把我们的庄稼吃了，为什么赔给我们的钱只有一点点？”“你们要保护大象，就把它拿到昆明，拿到北京去养起来！”

　　后来，曹大藩尝试将传统的保护从“关注动物”转变为“关注人” 。他们为村民提供“互助基金”；进行农村理财培训；邀请农技专家实地传授生产技术；还在村子里举行“春节联欢”活动；组织项目试点村寨进行生产交流。今年4月，联合当地政府合作伙伴启动了“社区英雄”巡护员预警网络培训，一个季度后动员了超过1600名村民加强人象冲突预防。

　　不过也有工作人员认为，建设国家公园难度太大，“老百姓的地怎么收，拿什么钱收，收了之后老百姓吃什么？”有关土地、资金、就业的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这一议题上，也是保护区人口转移、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的掣肘因素。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大型兽类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阿荷穆萨研究员告诉记者，建设国家公园并非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解决方案中的其中一部分。在他看来，连通的廊道内部需建设保护区域，并在外部缓和人象冲突。

　　对于人象矛盾，阿荷穆萨认为只能“缓和”，无法“解决”。(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