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自1992年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在保护中发展、探索中前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智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英国环保主义人士唐瑞(Terry Townshend)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几十年来,中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仅体现于保护某一个物种,更是对完整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平衡,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兼容共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2年前,你在中国创办北京观鸟网(birding Beijing)的初衷是什么?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你认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唐瑞:我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问题,最初“北京观鸟网”只是个人游记,我把在中国的见闻记录下来。后来越来越多人在浏览网站之后来到北京,于是我决定把它做成一张认识北京野生动物的“名片”。
以前国际上很多人对北京的印象是“污染”。但实际上,北京的野生鸟类已超过500种。调查显示,北京的鸟类数量在二十国集团(G20)国家首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利亚。更让人惊讶的是,北京有近600种野生动物,它们就像皇冠上的珍珠。通过建立北京观鸟网,可以提高人们对北京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因为保护的第一步就是了解。
生物多样性是包括动物、植物等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如果缺失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导致生态失衡。过去50年中,全球范围内的脊椎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68%。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面临30%至50%的物种消失,会威胁经济和公共健康,给人类福祉带来巨大风险。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物种,在用强大能力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担负起重要责任。
中新社记者:在华12年,你走访过中国各地,哪个地方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就生物多样性而言,中国现在有哪些新变化?
唐瑞:2010年刚到中国时,我便开始四处旅行。我去了中国东北,那里满是鸟儿在歌唱。在北京,这里是观鸟天堂,候鸟数量是我在英国和欧洲从未见识过的。青海的山特别美丽,那里有雪豹、狼、棕熊这样的顶级捕食者。我被内蒙古的鸟类数量所震撼,黎明时鸟儿的叫声像管弦乐队。在四川,我看到全世界独有的黑喉石鵖、红喉姬鹟、熊猫。我还去过新疆,那里有最丰富的生物资源。中国有高山、河流,有令人惊叹的森林和洞穴,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十几年来,我目睹了中国的许多变化。例如,中国的东海岸是许多鸟类迁徙的唯一停留地,在飞速发展时期,中国对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保护政策非常有力。此外,近几年中国还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建设工作。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是对环境健康与经济健康的理解。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只依靠中国,世界各国都要朝着这个方向付出努力。
中新社记者:中国不止有珍稀鸟类,还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你认为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了哪些作用?
唐瑞:过去20年里,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理解有了巨大提升。减缓和阻止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唯一方法,是确保足够重视,所以现在中国有许多组织和个人开始专注于保护物种或地区。
比如,云南的一些组织专注于保护长臂猿,江苏有专门对“全球8条鸟类迁徙通道之一”进行湿地保护的组织,还有我亲身参与的青海西藏生态保护项目等。2021年,中国昆明还举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中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体现在保护某一个物种,而是对完整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平衡,早在几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国际。
中新社记者:你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发起的“大猫谷”项目,为青海玉树的经济发展和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切实帮助。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关于“应对资金缺口、政府政策协调”的核心观点,在此项目中是如何体现的?
唐瑞:我第一次到青海时,发现这里的人们是幸福、身心富有的。他们自身就是环境保护者,我只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他们。一方面,我们协调当地政府欢迎各地游客来到青海,吃住都在当地居民家里,居民们带领游客观赏景点和野生动植物;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拍摄图片、视频后传至北京研究中心,并以此获得相应报酬。通过这些方式,当地居民有了更多收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而自豪,也意识到保护自然的价值。中国西部和其他相对贫困的地区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现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大,全球每年的资金缺口在7000亿美元以上。要缩小资金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如改革有害补贴(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门)、降低投资风险、支持资金投入等。同时,企业在自然基础设施、绿色金融产品上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保险单”,当人类面对生物风险、经济风险、流行病风险时,对自然保护的资金支持就是一种保险。
中新社记者:《生物多样性公约》自1992年通过后一直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是什么?作为COP15的主席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可以给世界提供哪些经验和启示?
唐瑞:包括政府和普通民众在内,人们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认识还不够。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方面需要各国领导人足够重视并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足够资金支持。实际上,鉴于当前世界处于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时刻,对自然的投资非常有回报价值。
2021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COP15很重要。中国政府出台了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政策文件,加强监管和财政扶持,还推动企业开展投资及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只依靠中国一个国家的努力,作为举办会议的东道主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聚集在一起,使世界达成了一项共同的协议。近几年,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对环境立法和相关科研项目投入,这是负责任大国的体现。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将生态管理纳入国家法律和政策制度以及重点发展规划。作为北京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的生态顾问,你觉得这些举措起到什么作用?
唐瑞: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在立法上做出更加科学和专业的行动,我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了平衡。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国都有许多好的例子和经验,对其他各国来说,积极借鉴经验并尽可能多地复制这些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中新社记者:你曾在文章中谈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给人类繁荣和福祉带来风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的努力来评估、保护和恢复自然”,如何理解这句话?
唐瑞: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摧毁生活周围的其他物种,那本质上就是摧毁人类的“生命网络”。生物多样性流失产生的公共健康问题和经济社会的风险都是不可估量的。从积极方面来看,我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来自于政府和民众,即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和自然的重要性。
中新社记者:未来应如何鼓励年轻一代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更深认识并承担更多责任?如何把“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观念世代相传?
唐瑞:我4岁时在花园里看到一只特别美丽的小鸟,父母知道后便给我买了一本有关鸟类的书籍。童年时我便对大自然非常感兴趣,长大后就做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工作。
有一位英国教授提出,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教育尽早提前,我也认为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是天生的,我们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从小与自然建立联系,用故事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物种的迁徙和变化。我相信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人们发掘,也期待更多年轻人参与到研究生物多样性的项目和团队中。(完)